新刊选登|晚唐墓志中的柳体书风

一、柳公权其人其书

柳公权出于京兆河东柳氏，历仕穆、敬、文三朝，博通经学，工于辞赋，以书名时。他长于真、行、草、篆四体，并以工书而受帝王赏识。《旧唐书》载柳公权“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其书《金刚经碑》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一方面，柳氏家族循礼守法，崇质尚用，且柳公权侍书禁中，以书写官文诏书为务，此外柳公权书名甚大，应酬颇多，这些因素导致了大部分传世柳书严谨整饬，艺术性不足。另一方面，柳公权通孔氏，解庄子，又雅好文艺，濡染钟、王，因此方正之中，时有魏晋真率，这些因素使得柳书部分作品刚柔相济，文质彬彬。总之，柳公权书法既是唐人尚用和尚艺的矛盾产物，也是中晚唐书法文化的时代缩影。

柳公权的存世书迹有两类：一类是石刻碑志，以《玄秘塔碑》《神策军碑》以及新近出土的《杨承和碑》《严公贶墓志》为典型；另一类是墨迹、刻帖，以《蒙诏帖》《奉荣帖》以及《送梨帖》题跋为代表。

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载钟书有三体，一是铭石书，二是章程书，三是行狎书。许慎《说文解字序》云：“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八体”之中，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只是大篆、小篆和隶书三体的变式，并非八种书体。古人会根据使用场合选择与之相适的书体，同时某一种书体在不同场合下也会产生若干变式。对比柳公权的铭石书和墨迹，这种差异十分明显。董其昌认为柳书“极力变右军法，盖不欲与《禊帖》相似，所谓神奇化为臭腐”，除了批评过激，还缺乏对柳书的全面认识。书于大和二年（828）的《送梨帖》题跋用笔含蓄，古雅自然，一如《旧唐书》云“钟、王复生，无以加也”。书于长庆四年（824）的《金刚经》用笔夸饰，森严整饬，锋芒可畏。由此可见，唐人的正式书写与日常书写，大字书写与小字书写有明显的区别。

唐 柳公权 送梨帖题跋

唐 柳公权金刚经

二、柳体书风的形成

与初唐书人不同，柳公权取法魏晋的同时，也学习唐贤。《旧唐书》云：“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又云：“上都西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尤为得意。”《金刚经》书于长庆四年，现存敦煌唐拓，再结合《送梨帖》题跋，《旧唐书》所评信无虚言。可知柳公权鲜明的书风主要来源于他对古贤时俊的融会贯通。

《旧唐书》云：“公绰性谨重，动循礼法……不读非圣之书，为文不尚浮靡。”又云：“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又云：“仲郢有父风，动修礼法。”又云：“（仲郢）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又云：“家弟（公权）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类工祝，心实耻之。”又云：“（公权）性晓音律，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河东柳氏家风严正，崇质尚用，虽然家族文化并不是柳氏家族书风的决定因素，但《柳老师墓志》和《诸葛武侯祠堂碑》受家风影响可见一斑。

与兄柳公绰相比，柳公权更具艺术天赋，他才思敏捷，博观经籍，十二岁即能作辞赋，一生耽于书学。他又以侍书中禁为耻，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种微妙的矛盾心态使得柳公权日常书写的书风和正式书写的书风差异更为明显。

杜甫诗云：“书贵瘦硬方通神。”安史之乱以后，士人的复古思潮开始壮大，唐代书风逐渐由丰腴转向瘦硬。大历以后，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古法复兴，柳公权的取法和瘦硬书风正是晚唐书法文化与时代风气使然。

柳公权宫廷御用书家的身份对他的书风形成和晚唐柳体书风的流行起了助推作用。虽然柳公权以侍书为耻，但观其一生，他的书法活动始终与皇家和贵族密切相关。《旧唐书》云：“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历穆、敬、文三朝，侍书中禁……文宗思之，复召侍书，迁谏议大夫。俄改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又云：“乃令公权题于殿壁，字方圆五寸。”又云：“（宣宗）仍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柳公权侍书中禁，身居要职，经常书写诏令文书，必然一笔不苟。柳书法度森严，与其职业特点和所处场合密切相关。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有自然人和法人的双重属性，皇帝的认可使柳书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以至于“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统治阶级的认可不仅促进柳公权个人书风的形成，而且扩大了柳书的流行范围。

三、以柳公权为中心的书人群体

晚唐的书法文化话语权基本掌握在以柳公权为代表的书人群体手中，他们的书学实践左右了晚唐的时代书风。以柳公权为中心的晚唐书人群体，主要包括柳公权、柳公绰、柳仲郢、柳玭、柳璨、柳仲年、柳知微、柳宗元、杨承和、严公贶、唐玄度、裴休、丁居晦、杜牧、刘禹锡、徐方平、李商隐等人。柳氏家族与牛、李二党成员俱交往密切，所以与柳公权交游者，皆是当时名流公卿，这些人兼具诗人、官员、学者、书人等多重身份，他们的社会活动有意或无意地扩大了柳书的影响。他们的文艺活动既是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也是晚唐书法文化的标帜和时代缩影。

柳宗元、杜牧、刘禹锡、李商隐等是晚唐诗坛执牛耳者，柳氏子弟亦多才俊。柳公绰之子柳仲郢深得柳宗元和韩愈称赏，柳仲郢之子柳璧作《马嵬诗》而得韩琮和李商隐的嘉美。柳公权也因御前对诗受唐文宗激赏。从杜牧颇得六朝遗韵的《张好好诗》墨迹来看，以柳公权为中心的书法盛况不难想象。

柳公绰与武元衡、裴度、裴垍、牛僧孺、郑朗、李宗闵等交往密切，柳仲郢与牛僧孺、李德裕、周墀等交往密切。柳公权久在中禁，深受恩宠，与之交往者，多为朝中要员。柳氏子弟所交结之人左右了晚唐政局，而柳氏又能得二党敬重，于其书名远播大有裨益。

柳公权、柳公绰、柳璨、杨承和、唐玄度、裴休等人均有书迹传世，其中柳公权、柳公绰、杨承和、裴休等交往密切，他们的书迹用笔爽利，结字峻拔，中宫紧缩，折笔多圭角，整体书风相肖，说明以柳公权为中心的书人群体彼此之间应有深入的书学交流。

另外，以柳公权为中心的书人群体中还有一批与书法活动密切相关的镌刻工匠，主要有邵建和邵建初兄弟、强演等人。他们虽与书法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们精湛的刻工推动了柳书的普及。

四、晚唐墓志中的柳体书风

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唐朝国运急转直下，大历贞元间，唐代文艺在总体上由暖色调变为冷色调。诗人们更加注重现实，提倡风雅精神，反对浮辞艳藻，推崇先秦和汉魏古诗。如白居易就主张“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古文家们开始改革文风，标举秦汉古文，摈斥六朝骈文，主张文以贯道。画家们也留意绘画的功用性，张彦远《叙画之源流》云：“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又申之云:“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或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形，赋颂所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书人们也开始提倡学古，杜甫《八分小篆歌》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又《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云：“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韩愈《石鼓歌》亦云：“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

在文艺理论上，这一时期的士人不仅继承了中唐以前所提倡的“风神骨气”，而且更强调文艺实践中的古质，例如韩柳的古文，刘柳的诗歌，韩滉、戴嵩的绘画，柳公权、裴休的书法，都普遍有这一特点。这与汉代颇为类似：西汉以王莽僭位而衰，而盛唐以安史之乱而颓；西汉与盛唐相似，士人多理想，偏工辞藻，文过于质；后汉与晚唐仿佛，士人多务实，重视思想，质胜于文。

王国维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于书法亦然。范仲淹《祭石学士文》云：“曼卿之笔，颜筋柳骨。”“筋”和“骨”不仅是颜柳各自的艺术品格，而且是盛唐和中晚唐不同时期书法文化的缩影。晚唐墓志中呈现的柳体书风，既是士人们对柳书的认同，也是时风使然。

第一类包括柳公权书法成熟以前颇具骨势的书迹，它们虽非柳书，但可以视作柳体书风的先绪。如开元七年（719）《元素墓志》，开元十九年（731）《陶禹墓志》，天宝十年（751）《卢全贞墓志》，大历五年（770）《柳公夫人薛氏墓志》，大历十四年（779）《曹惠琳墓志》，贞元十七年（801）《荆肆墓志》，贞元二十年（804）《柳昱墓志》等。

元素墓志

荆肆墓志

第二类包括柳氏家族中柳公权、柳公绰、柳仲郢等人书迹，它们展现了成熟的柳体书风。如元和四年（809）《诸葛武侯祠堂碑》，长庆四年（824）《金刚经》，开成元年（836）《回元观钟楼铭》和《杨承和碑》，开成二年（837）《冯宿碑》，会昌元年（841）《玄秘塔碑》，会昌三年（843）《神策军碑》，会昌五年（845）《柳老师墓志》，大中四年（850）《陈兰英志》和《严公贶墓志》，大中六年（852）《魏公先庙碑》等。

柳老师墓志

陈兰英墓志

第三类包括与柳氏家族相关的异姓书人书迹，它们在中晚唐特定的书法文化背景下，与柳公权书法异曲同工。如长庆元年（821）《罗池庙碑》，长庆二年（822）《梁守谦功德铭》，大中九年（855）《圭峰禅师碑》等。

唐 沈传师 罗池庙碑

唐 裴休 圭峰禅师碑

第四类包括明显受到柳书的影响的书迹。如大和三年（829）《王明哲墓志》，大和八年（834）《寇章妻郑氏墓志》，开成元年（836）《崔洧墓志》，大中元年（847）《刘公妻马氏墓志》，大中十一年（857）《陈立行墓志》，大中十三年（859）《张审文墓志》，咸通四年（863）《唐思礼妻王太真墓志》，咸通六年（865）《张氏墓志》和《翟庆全墓志》，咸通八年（867）《刘仕俌墓志》，乾符四年（877）《王公妻清河张氏夫人墓志》等。

寇章妻郑氏墓志

崔洧墓志

五、对柳体书风的客观认识

死者生前的政治地位是能否死后树碑的决定因素，且地位高者多用碑，地位低者多用志。柳公权身居高位，所结交者多是达官显宦，因此传世的柳书碑居多，志居少。碑立于地表，故人尽知之；志埋于地下，故人少知之。柳公权一生书写了大量的碑，因此后人对柳书的印象大多拘泥于碑，像《送梨帖》题跋、《蒙诏帖》《奉荣帖》等富有笔墨情趣的尺牍和墨迹，反而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化。

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大字和小字、书纸和书石在笔法上有明显区别，如褚遂良《十七帖》题跋与《圣教序》，薛稷《论脍帖》和《信禅师碑》，（传）颜真卿《自书告身帖》和（传）徐浩《朱巨川告身帖》中正文大字与签名小字。以柳公权的石刻书迹来评价其整体书法艺术成就，有以偏概全之嫌。

柳公权大半生都在深入学习钟繇和王羲之，《旧唐书》载他兼善多体，书迹风貌多样，《送梨帖》题跋和《洛神赋》题跋足以证明。米芾以“俗”评价柳书，董其昌更是直言柳书“神奇化为臭腐”。米芾和董其昌都曾大量汲取柳书的养分，但他们因为自身审美取向的改变而攻讦自己的取法对象，从而否定柳书的艺术成就，不足道也。历史上学柳者不乏其人，而得柳书精髓者当属启功先生，启功先生取柳书骨势，去其习气，加以妍润，遂成大家。

（本文原载《书与画》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