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中的侍从主义 |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摘要:

侍从主义（Clientelism）是排他主义的目标定位（particularistic targeting）和条件性交换（contingent exchange）的结合，在各种政体和文化背景中都存在。本文考察了侍从主义的起源和作用，关注侍从主义与民主、经济发展、问责、腐败、公共物品提供等多种政治和经济结果的关系，概述了现有的实证和理论挑战，最后强调了近年来学术界在数据收集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

作者简介:

Allen Hicken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政治学系

编译来源:

Hicken, A. (2011). Cliente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4(1), 289–310.

本文作者：Allen Hicken
引言

侍从主义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都存在，它与发展和民主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本文首先讨论侍从主义的定义，试图在一系列相关概念中定位侍从主义。接下来，我们讨论近年来文献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为什么侍从主义会出现？如何解释侍从主义的时空差异？经济发展和民主如何影响侍从主义？侍从主义又会带来何种政治经济结果？

何为侍从主义

侍从主义在文献中被频繁使用，但是极少有学者给出清晰定义。不过，这些研究也指出了侍从主义的核心要素：二元关系（dyadic relationship）、条件性（contingency）、等级制（hierarchy）和重复性（iteration）。

二元关系 早期学者关注施加恩惠者（patron）和侍从的直接关系，而近年来学者更多关注经纪人（broker）和网络（network）的作用，让施恩者和侍从在没有或较少接触的情况下形成二元关系。侍从主义从国家政治高层一直延伸到地方层面，金字塔顶端的资源被引导到下方，而选票和各种形式的忠诚则向上流动。施恩者依赖地方社区中有一定地位并深深融入当地网络的经纪人，如政府官员、土地所有者、商人等。

条件性 施恩者和侍从之间的交换是对互惠利益以及可信承诺的直接回应。交换属性将“侍从主义”和其他政治上的排他主义区分开来。侍从主义中，施恩者只向支持者提供福利，侍从者只在有利可图时选择支持。用于交换的利益既可以是物质的（金钱），也可以是非物质的（住房医疗资源、保护）。双方的交换未必是同时的，允许一方存在滞后。

等级制 施恩者和侍从之间往往存在社会地位的上下关系。既有文献虽然没有指明这一点，但是双方关系的不对称性是广受认可的——施恩者拥有侍从所缺乏的信息、资源或声望。侍从关系就像是颠倒过来的委托-代理关系，即施恩者让侍从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重复性 区分侍从关系和贿赂（bribery）的是其重复性，每一方都会对未来的行动有所预期。侍从主义中，交易的非同时性要求一方相信另一方能够履行诺言，在持续的互动中这种信任会加强。为了让侍从关系继续下去，必须同时有可预测性和监视：恩惠会如何影响侍从的行为？需要施加多大的恩惠？侍从真的会如其所愿吗？反复互动可以让政治家看到哪些选民可以被左右，克服选举中无记名投票的限制。

意志（volition）维系侍从关系的粘合剂是什么？权力、需求还是自愿的义务？退出侍从关系的成本有多高？有学者认为，侍从主义是自愿的，成功的侍从主义交易是一种相互加强的均势，如果双方对关系的性质不满意，都可以自由退出。也有观点认为，侍从会由于暴力威胁等负面后果而失去自愿退出和发声的权利，施恩者可以强制侍从遵守规定，甚至排除竞争者的加入。

侍从主义 VS 其他类型的交换 定位恩惠目标的标准将侍从主义和其他政治交换区分开来。政党可以用不同的政策来吸引不同的选民，但侍从主义的独特性在于，选定目标的主要标准是政治支持（尤其是选票），而不是成员资格，只有真正投票的人才能获得恩惠。而在非侍从主义的交换中，具有特定成员资格的所有人都能获得恩惠，而不限于那些投票的人。所以，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到底是不是侍从主义的，取决于施恩者能否严格根据过去或承诺的政治支持来自由裁量利益的分配对象。此外，侍从主义如何区分于恩惠主义和购买选票（voter buying）？恩惠主义（patronage）和侍从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只限于用公职交换政治支持，而后者包括更多其他资源，侍从主义是更加宽泛的概念。侍从主义和购买选票（vote buying）的区别在于：（1）恩惠必须有明确的目标（2）侍从只从一个施恩者那里受到恩惠（3）施恩者会监视侍从的行为。

侍从主义和民主

侍从主义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把侍从主义视作前现代社会政治关系的残留，认为它会在现代化过程中自行消失；第二种关注侍从主义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多种历史和政治背景下普遍存在，并将其作为一种明确的策略进行分析，强调比较研究和政治制度的作用；第三种，也是最近的研究，尝试建立侍从主义的起源和影响的一般化的结论，关注侍从主义如何在国家间和国家内变化，以及侍从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侍从主义的政治功能在不同政体有所差异。在民主政体中，侍从主义是建立忠诚的支持网络的工具，而在威权政体中，侍从主义有助于建立社会经济对政权的依赖和屈从。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竞争的成熟程度，具体来说便是以下两个条件：(a) 政党集团之间势均力敌 (b) 摇摆选民的数量足够大以影响选举结果（Kitschelt & Wilkinson 2007a）。有学者认为，激烈的竞争有助于防止侍从主义的出现（Geddes, 1991）；也有学者认为，在侍从主义已经很普遍的地方，面临激烈竞争的政治家会增加这种策略的使用（Keefer, 2006）。不过，政治家经常同时把摇摆选民与核心选民作为恩惠的目标。Dunning and Stokes (2010) 认为，经纪人倾向于以核心选民为目标，以较低的成本建立侍从网络；政党领袖倾向于以摇摆选民为目标，增加胜选的可能性。最后，就侍从主义和政策诉求两种策略来说，政党竞争越激烈，就越要吸引冷漠的边缘选民，侍从主义策略的成本就越高，维持侍从关系的难度也更大，政党就会倾向于选择用政策来吸引选民。
发展与侍从主义

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侍从主义？学者发现，侍从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贫穷的选民比富裕的选民更容易受到影响（Brusco, 2004）。这一关系的机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关注发展对选民的侍从主义感知的影响，一类关注施恩者提供好处的能力。

发展如何影响选民对侍从主义的看法？第一，当收入增加，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政客就会更多向穷人提供恩惠，而穷人的风险偏好是更保守的，短期的侍从恩惠会更吸引他们；第二，随着收入差异的拉大，选民对不同恩惠的偏好的差异也随之加大，选民全方位地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相对于提供更广泛的集体利益和政策的候选人，只承诺侍从恩惠的候选人的吸引力会大大下降。

发展也能影响施恩者的成本与收益。第一，选民收入增加，政客必须不断增加投入，施恩成本随之增加，其他策略就会更具吸引力；第二，发展带来更高程度的选民流动性，让侍从关系的维持和监管更加困难；第三，高成本侍从网络会带来负外部性，如经济下行和选民对腐败和寻租的不满。

不过，对于这两类机制，也存在竞争性解释。比如：既然选民之间差异加大，流动性加强，那么他们对于侍从主义的态度，所需要的恩惠的程度也会出现差异，反而可能导致侍从主义的加强。

在侍从关系中，施恩者必须掌握实现一定的政治资源来满足侍从，不然政党只能选择用政策纲领来吸引选民。影响公共资源的关键因素是官僚自主性，当官僚自主性低，即政治化程度很高时，政治家就能够把大量国家资源用于侍从关系中（Piattoni, 2001b）。但是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会放弃侍从主义。Keefer (2006) 反驳认为，一旦选民将良好的成果归功于官僚机构，政党就会转向侍从主义以揽下功劳，所以高素质的官僚机构并不会带来政策主导的政党。Bustikova (2009）发现了官僚质量（公共物品提供）和侍从主义的负向关系，但是无法证明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顺序。

侍从主义与发展结果

相对于掠夺性政治制度来说，侍从主义在再分配和社会福利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是从国家获取交易利益的一种重要机制，把国家层面的改革物品分配给地方选民。

然而，文献中的共识是相反的。侍从主义对民主运行、公民对民主质量的态度以及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能力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首先，侍从主义会颠覆民主中的问责。政客迫使选民放弃其政治权利以换取恩惠，选民反而成为被政客问责的对象，导致选民更加愤世嫉俗（Stokes, 2005）。其次，侍从主义阻碍了政治制度的发展，加强了在职者优势，削弱了官僚的控制权和监督权，纵容寻租的泛滥，阻碍信息传递的自由（Keefer, 2006）。再次，侍从主义还被发现与公共预算赤字和公共部门的低效高度相关，没有明确目标群体的公共物品缺乏提供，而针对侍从目标的公共物品则过度提供（Hicken & Simmons, 2008）。最后，侍从主义和腐败高度相关。一些侍从网络的建立可能是非法的，施加恩惠很可能会促使政治家非法集资，或者带来一种无视法律的政治文化（Singer, 2009）。

结论

近年来，对侍从主义的研究进展快速。传统上，地方或国家层面的案例研究是主要的研究取向，但是它们得出的结论不具有一般性，对因果的分析也比较欠缺。最近的研究采用新的方式处理案例：比较的时空范围拉长，更强调假设的提出和经验验证。民意调查和实地考察的方法得到应用，杜克大学专门收集了跨国问卷，构建了关于侍从主义的数据库。侍从主义的测量是最主要的困难，学者们常用各种代理变量，如图1所示。公共部门的规模是最为常用的变量，但是只抓住了侍从主义交换的一种可能结果，本文已经清晰指出，施恩者给出的不仅仅是公职。

就这一话题，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什么决定了政客的目标群体是核心选民还是边缘选民？哪些因素影响了政客在侍从主义和其他策略之间的抉择？政客如何决定其恩惠的形式和量？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侍从主义延续如此之久，而有些国家很快就完成了转型？侍从主义和政党体制的关系是什么？未来要更多把“制度”纳入侍从主义的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