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独尊儒术曾遇到很大阻力，其尊儒最受青睐者为公羊学

汉初崇黄老，并未实行一种思想的专制，因此，儒家、法家等思想仍活跃在思想和政治舞台上，并对社会施加着影响。

汉初儒家学者注意面对现实，把握时代的脉搏，勇于吸取众家之长，不断修正自己的学说，使儒家学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活力，最后完成由在野到在官的历史性转变。

黄老“无为政治”适应汉初休养生息的需要，发展了生产，但其“因循为用”，漠视礼制的态度，既严重破坏了等级制度，又大大助长了人民目无法纪的心理，导致经济繁荣而社会不安、政治不稳。

汉景帝末年的七国叛乱的现实足以说明黄老学说对于地方割据势力拿不出解决的良方，即使靠“削藩”和镇压手段，也只能奏一时之效。可见黄老学说只能作用于一时，而不能成为治国安邦的长治久安之道。无情的历史表明：只有儒学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于是儒学遂被尊崇。

改革

汉武帝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喜欢积极向上的儒家学说。

汉武帝独尊儒术有一个历史过程。他即位之初，还因崇尚儒术而发生了一场风波。武帝任命爱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主持政府重要部门。又用安车驷马迎接著名儒生申公入朝，作为朝制兴革的顾问。

窦猗房

武帝的举措引起黄老派的不满，在赵绾意在架空好黄老的窦太后，建议不向东宫奏事时，惹得窦太后勃然大怒，将赵绾、王臧逮捕，迫使其自裁，罢免了窦婴、田蚡。

武帝在强大的压力下，只好让步，暂时停止诸般兴礼作乐举措。

武帝虽然遭受挫折，仍不放弃尊儒的努力，他在选取贤良方正时，留意收揽儒生，授以官职。

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从此确定了任博士官职的特定学术资格，这是尊儒的重要体现。他鼓励学者研读儒家经典，使五经传习更有系统，进行着扎实的理论建设。

刘彻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崩逝，武帝完全掌握执政权，加快了崇儒的步伐。

他启用田蚡为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将布衣大儒公孙弘擢为三公，封平津侯，这一来引得“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儒生堂堂正正地走到前台，习儒成为最令人向往的职业。

用人

为了廓清思想疑虑，确立起适应大一统政治的思想权威，武帝多次下诏策问，一代鸿儒董仲舒在对策中论述德教是致治的关键，以教化为主导，努力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

他主张以仁义礼乐教民，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古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强调“教化行而风俗美也”。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混乱状况的关键。

他还引古筹今对更化问题进行了一番议论，深深打动了踌躇满志、正欲大举更张的汉武帝。“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董仲舒

在汉武帝认可了他所条陈的“大道之极”和“治乱之端”后，董仲舒提出了用儒家学说统一全国思想的建议，他认为汉初70年，黄老大用于世，由于它既没有什么理论建树，又不重意识形态建设，使人们缺乏信仰，思想混乱。

而政治上的大一统，决不允许“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他指出大一统是宇宙的普遍法则，但是没有统一的思想与之适应，统治者就无法保持一统局面；法令、政策、制度经常改变，难以遵循，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董仲舒对统一思想意义的论证是有力的，选择儒家作为指导思想也是合适的。

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儒学正式取代黄老，定为官方政治学说，实现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变，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

教育

武帝独尊儒术主要表现在教育领域，元朔五年（前124年），根据丞相公孙弘的提议，为博士置弟子员50人。

从此，博士除参与有关政治活动外，其主要职责就是从事教育。博士弟子制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经学为教育内容的官方教育的开始。

儒学教育进而扩展到私学、蒙学和家庭教育各个领域，并且通过选士制度将培养出来的人才选拔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儒术就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

儒学与仕途联系起来，使尊孔读经、学习儒术的人日益增多，儒学阵地日益扩大。

需要指出的是，儒学由孔子创立后，经不同学派的阐述，内容与要点一直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汉武帝尊崇儒家，五经皆立博士，可最受青睐的是公羊之学。当时所尊崇的经义，主要是董仲舒杂糅阴阳五行说而创立的新儒家学说。

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为开创新的历史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