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洪兵：法家思想的地域性及特征

法家思想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若按地域划分，法家主要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地与三晋。齐国的管仲及其假托管子之名的《管子》一书，被冯友兰称为“齐法家”；三晋地区则包括韩赵魏及郑卫小国。公孙鞅出于卫国，申不害出自郑国，李悝在魏国变法并著有《法经》，慎到在赵国，韩非子在韩国，他们的思想及相关变法实践，被学界称为“晋法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法家学说为何产生于齐地和三晋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这就涉及法家思想的地域性问题，也即齐地与三晋地区的特殊性如何能够与法家思想联系起来的问题。三晋与齐地的社会现实与地缘政治促成了法家思想之兴起。社会现实主要指当地因地理环境而形成的生产方式和风土人情；地缘政治则意指在当时“天下”格局中的战略生存空间问题。前者的主要内涵是民风好利而最适合法家“法治”之形成，后者则与诸侯国谋求富强以图更大生存空间有关。“法治”与富强相结合，便有法家思想之形成。“晋法家”与“齐法家”对待工商业的态度、对儒家学说的态度以及对传统的态度等，均有很大不同；但在依靠“法治”而臻富强的逻辑层面，又具有思想亲缘性。

三晋与周边戎狄杂处的社会风俗和地缘政治环境，导致“晋法家”之产生。蒙文通曾谓：“法家者流，恒出于三晋北方之国，故曰法家者，戎狄之教，而最适于秦戎狄之民也。”（《周秦民族与思想》）《史记·六国年表序》讲戎狄之俗“先暴戾，后仁义”。戎狄风俗的突出特征就是不讲宗法血缘亲情，彪悍好利。统治者只有通过强制性的法令来调节利益关系，非严刑峻法，无以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晋地的卫国、郑国、韩国、赵国及魏国，地处中原，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国”，生存危机感格外强烈，由君权一尊而最有效地主导富国强兵的观念也就显得很急迫。齐国傍山靠海的地理形势，也形成了好利之社会风俗，商业文化盛行。《淮南子·要略》记载齐国土地稀缺，人们基本靠鱼盐生存，逐利之风盛行为崇尚法治的《管子》一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同时，从地缘政治角度看，齐桓公与管仲在当时又面临着存亡继绝、尊王攘夷的霸主需求，故法家之富强自然而然就凸显出来。

三晋法家学说产生的最大历史影响，便是以商鞅变法为标志的秦国政治实践。韩赵魏三国均有法家实践，但因贵族力量过强或地缘政治竞争失利等因素，最终并未真正成功。法家学说之所以能够在秦国产生实际效果，与秦国地域性特征密不可分。《淮南子·要略》称：“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秦国社会受戎狄风俗影响而最适合法家之严刑峻法，而秦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亦具有地缘政治优势，便于富国强兵。同时，“齐法家”因地制宜的政治实践也是成效显著，《史记·平准书》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利，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这表明，“齐法家”也在齐地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直到战国末期，在秦一统天下的过程中真正对秦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力量始终是齐国。

法家思想形成过程的地域性特征，证明了“晋法家”与“齐法家”取得了地域性的成功，这种成功得益于因地制宜、称俗而行的严刑峻法、以刑去刑政策，所谓“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管子·牧民》）。然而，正如陈苏镇所主张的，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本教训之一，实质就是秦文化与东方六国尤其是楚文化的差异与冲突（《〈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如果仅仅考虑法家思想的地域性，自然就会出现法家思想只适合于某地而不具有全局性。那么，法家思想有无可能超越地域性而具有更大的全局性？法家思想能否由一种地域性的思想上升为全局性的政治理念？欲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虑法家思想的时代性特征。

【节选：《光明日报》；作者：宋洪兵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原标题：法家思想的地域性、时代性与普遍性】

（责任编辑：马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