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为“盗”现象频发，而“捕盗”不尽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我们现在提起“盗”，要不然就是觉得他们是偷鸡摸狗的窃贼，要不然就认为他们是电视剧里劫富济贫的大盗。可在秦汉时期，“盗”不仅仅是小偷，还是以权钱名望鱼肉百姓、对抗官府的豪民，有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豪民与盗并无差别，甚至可以将他们称之为“豪盗”。

秦汉时期，关于“盗”的记载数量开始增加，尽管秦汉政权从未停止过对于“盗”的打击，但是为盗的现象不减反增，其中固然可能存在这先秦时期文字记载不全、导致我们错认为先秦时期为盗现象较少的因素，但随着政府打击“盗”的力度增加，捕盗不尽的情况仍未得到遏制，到底是为什么？

秦汉的“盗”，和你想的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盗”，主要是盗窃、偷窃的意思。在我们的理解中，盗要么是偷鸡摸狗的贼，要么是劫富济贫的“侠”，但在秦汉时期，“盗”这个字意义远比现在广泛。

在秦汉时期，小偷小摸是盗，杀人越货是盗，刺杀国君是盗，甚至连“偷人”也可以说是盗。在那时，盗不仅仅针对公私财物，也可以是一种政治行为，或者是一种社会伦理。学者还发现，传世典籍说提到的多种“盗”都是政治行为、道德行为，出土的法律条文简牍才是记载现代意义盗行为的主体。

在这种语境下，秦汉时期的盗，更多指的是豪盗。所谓豪盗，是指以权力、金钱、名望等鱼肉百姓、对抗官府的豪民。秦压制六国贵族、汉高祖徙豪关中、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武帝推行盐铁专营政策、光武帝禁止买卖奴隶……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是在打击豪强，但实际上这正是具有秦汉特色的“捕盗”行为。

总的来说，在秦汉时期，盗是一切恶违背国家意志、政府法令、社会伦理、道德风尚的行为，是一种僭越礼法的行为，语义这么广泛的“盗”，自然是捕之不尽的。

制度严密：阻止不了豪民藏奸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户籍管理一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管理制度，户籍不仅是政府征发徭役、收取赋税的重要依据，更是把普通百姓牢牢捆绑在一定区域内、稳定统治政权的重要方式。

而自商鞅变法以来，不仅户籍管理日益严格，什伍连坐制度也更佳完备：五家为一伍，二伍为什，只要有一家藏奸作恶，集体连坐。再加上乡亭制度的推行，可谓是法网恢恢，但再精密的制度，只要执行上出了问题，也会变得形同虚设了。

执行这个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基层势力与政府站在同一阵线。秦汉时期，地方主要有三老、豪强、宗族三股势力。

三老，是政府在地方选出的“群众领袖”，目的是教化百姓，使得中央政府的政策能够获得地方支持。但由于三老并非体制内官员、缺乏实权，通常无法与地方豪强对抗，甚至可能会因为利益而与豪强合作，使得中央政府设立三老的目的最终落空。

另外，由于三老是乡里长者，要能率众、有德行，符合这样身份品行的人通常都是一族长老，这就意味着三老势必会将宗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考量。由于秦汉时期的统治思想由法家逐渐转变为儒家思想，小家庭的独立个性被削弱、宗族势力日益扩大，地方势力需要维护宗族名声、利益，避免宗族犯罪导致集体连坐，在多数时候都会藏奸不报。

因此，秦汉时期的三老政策其实是失败的，它根本无法起到惩奸防盗的作用。

地方豪强更不必说，根据历史记载，在秦汉时期，一方的世家大族实力强胜，甚至可以公开与朝廷对抗，他们纵容宾客为盗、为其提供避难所，而郡吏以下都对他们畏惧三分、不敢过问他们这样的行为。

中央政策无法执行，一方面是因为地方势力强大到可以与朝廷对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层捕盗系统则形同虚设。

根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本该负责抓捕盗贼和维护社会治安的亭长，多会伙同亭吏为盗，甚至亭长自己就是地痞无赖，这不仅使得基层捕盗系统徒有其名、更造就了一批披着“政府”外衣的地方黑势力。

两种因素相加，再严苛的制度都无法得到贯彻执行，捕盗不尽当然也是可以预见的。

儒家思想：仁慈是豪强的温床

秦汉时期，正是朝廷统治思想从法家向儒家转变的时期。因为秦朝采用法家思想治国，实施严刑峻法，最终因暴政而丧失了民心，导致王朝覆灭，汉朝统治者以此为鉴，采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终于确定了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

但在汉武帝时期，他表面上“独尊儒术”，但背地里实行的确实法家思想的统治方式。例如，汉武帝采用法家手段，对于豪强进行严厉的打击。根据许倬云先生整理的数据，汉武帝不仅多次要求豪强迁徙至其他地区，更是大力抓捕为盗者——仅在公元前117年，就抓捕了盗铸钱者“百万人数之众”。并且，在汉武帝的鼓励之下，酷吏以暴制暴，不遗余力地在各地铲除豪强。

但即使这样，汉武帝时期的捕盗政策仍有漏洞。

首先，徙豪的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豪族。因为徙豪从根本上来说，只是让世家豪族改变了生活的地区，而掌握着巨额资本、广泛人脉的豪族，完全有能力在新的“定居地”建立起新的“势力范围”。根据历史记载，豪族迁徙之后一段时间，当地的治安水平都会有所恶化，学者认为这就是豪族在当地重新建立势力范围的过程。

其次，汉武帝所任用的酷吏，多数自身就是豪强，或者可以说“不是什么好人”，因此在以暴制暴的过程中，汉武帝打击了一批豪强，又培养了另外一批豪强。

最后，汉武帝通过以钱捐官、以资赎罪等方式充实国库、博取德政的美名，但这无疑给了豪强盗贼一扇方便之门：有钱人家可以不怕法律的束缚——即使犯法，只要给钱就行了。而且有钱还可以做官，这样就更进一步培养壮大了豪强的势力，使得豪强捕之不尽。

而到了汉元帝时代，由于元帝好儒，儒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满朝公卿中，儒生占了很大一部分，儒家的礼法、情法进一步融入了行政体系中，令朝廷放弃了打击豪强的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世家大族、富商巨贾、贵族外戚子弟纷纷通过儒学的培养，从“豪盗”变身成为了“士人”，并进入了国家行政体系，与中央分权。

随着儒生在政治中话语权的提高，儒家的伦理纲常便与国家政治捆绑在了一起，这种伦理纲常，恰好是“盗”的护身符。因为伦理纲常，宗亲、外戚势力日益增强，其中免不了会有飞扬跋扈之人、横行霸道之事，但在儒家思想中，这些人和事于法该治、于礼不惩。

因此，两汉时期，皇室对于宗亲、外戚的惩罚力度不大，他们的盗行为也不能得到遏制。而且，儒家还支持“血亲复仇”的行为，这导致两汉时期仇杀盛行、危害治安，对于百姓而言，此种行为同样可以称之为“盗”。

在这样的纵容下，豪强势力不断壮大，即使东汉刘秀政权建立后，有意打击豪强，也已经无能为力：那时豪强势力已经壮大到可以与朝廷抗衡。

直到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彼此混战，豪盗更加“捕之不尽”。

地理优势：自然天险，隐匿行踪

如果说进入行政体系的豪盗们是“大隐隐于市”，那么秦汉时期还有一部分“盗”是“小隐隐于野”。他们依靠着山川湖泊等自然屏障，逃过政府缉拿、让政府无可奈何。秦汉时期，很多违法之徒都喜欢隐匿于山川之间，汉高祖刘邦也曾逃入芒砀山中，让县吏无法追踪。而且，依靠地理优势，群盗可以公然与官府角斗，“胜则拔郡县、败则退山泽”，令官府无可奈何。

另外，山川湖泊不仅是屏障，更是“储藏室”，山中不管是水源还是食物都十分充足，可做长期打算。在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琅琊榜》中，前来营救卫铮的药王谷主就曾提到，即使朝廷追捕，他们也可以“往深山老林里一躲，几个月不用出来”。可想而知，秦汉时期的盗更会做此打算，以求长期对抗。

尽管秦汉时期一直对此行为进行着严厉打击，但是因为自然因素限制、技术水平落后，政府的打击效果往往不甚明显，这也是政府捕盗不尽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结：

秦汉时期关于盗的定义十分广泛，豪强大族都可被视为盗。政府虽然一直没有放弃捕盗的政策，但因为政策漏洞、执行力度等问题，一直未能将盗“捕尽”。后期，儒生在政治体制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儒家思想越发深入人心，给了豪盗们转变身份、进入行政系统的机会，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实质上的“盗”身份和行为，因此秦汉时期盗现象频发、政府捕盗不尽。

参考资料：刘思亮，《秦汉“盗”现象研究》

文/扒拉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