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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

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

——穆涛其人其书

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

穆涛(郭红松绘)

□李舫

“穆涛,汉人也。”

评论家李敬泽摹写穆涛,言简意赅,却意蕴深长。“汉人也”,三个字道尽了穆涛的来路与去意。这个“汉”,不是“莽汉”的“汉”,而是“茫茫苍苍,雄浑朴茂,上总三代,下开万流”的“两汉”的“汉”。

穆涛是一个奇人——做奇事,喝奇酒,读奇书,写奇文,创奇章。

他貌似憨厚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个放荡不羁的灵魂。他在历史中遨游,纵横捭阖,睥睨天下,夜耿耿而不寐,魂营营而至曙,内心欢愉而又痛彻。

“汉人”穆涛试图寻找的,正是悠悠大“汉”的贲张血脉,是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我与穆涛相识数十年矣,却所聚无多——时或擦肩而过、会心一笑;时或屏息长谈、无所不及。可是,这些皆屈指可数。眼见他的人生修为如他所读之书一般愈加厚重,更知晓他的心性仍如他的青年时代一般更加娟狂。大智若愚,大言无声。他成熟了。

穆涛爱喝酒,爱交友,爱读书;他嗜酒如命、嗜友如命、嗜书如命。酒、友、书,这些构筑了他看似平凡却极不平凡的日常。我期待读到他品评美酒、臧否人物的好文章,然而,狡黠如他,却轻易不言及左右前后,只在文章中评点天下、纵论古今。三十年前初识穆涛,我便全须全尾地称呼他“穆涛”,可是他却始终称我为“舫兄”,我相信无论男女老幼,这是他一贯的礼数,于是只能改口呼他为“涛兄”——你看,与穆涛为伍,似乎便回到了“汉”,同做了“汉人”——“不知魏晋,只知有汉”的“汉”。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轴心时代”。他将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义为“轴心时代”。同在此时段,同在此区间,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千山万水、重重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雅斯贝尔斯称这几个古代文明之间的相通为“终极关怀的觉醒”。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在此期间,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智库——稷下学宫。熙熙攘攘的临淄城内,来自各诸侯国的学子们讲诵不息,士农工商分业聚集,过着最热闹纷繁的市井生活,他们共同创造出一幅大国都会的繁华景象。稷下学宫的诞生,创造了那个时期众多的世界纪录——学者最多的机构、著述最丰的学术、学风最淳的时代、历时最久的学院,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思想之光。

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儿说、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奭)、荀子(荀况)……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留下了对人类和万物的深刻思考。这些思想经过稷下学宫的交流和碰撞,形成了中国古人的生存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最终积淀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样式。

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过去不到一个世纪,在中国,汉武帝时代的一位太史令——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在《论六家要旨》中对中国的“轴心时代”作了深刻的总结,他将这个时期的主要思想归结为六个重要流派: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代表人物是震烁古今的伟大智者: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商鞅、荀子、韩非子等等。他们的观念与理念是振聋发聩的伟大思想:道、德、仁、义、礼、智、信、勇、法、术、势、王道、仁政、兼爱、尚贤、大同、小康,等等。两千年后的梁启超在其《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中多次提到这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学术贡献。他总结自己一生,流露出罕见的劝慰与温情,数次写下“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有生之涯的坚毅与乐观。

“汉人”穆涛试图寻找的,正是悠悠大“汉”的贲张血脉,是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穆涛曾经写过杂文,可我以为,以他的周到圆润,杂文不是他的归处,那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那种含沙射影暗箭齐发,更不是他的风格。果然,这些年杂文式微,穆涛的杂文更是不知所终。

穆涛擅长散文,可是我却觉得,散文这种文体已经无法局限他的写作。他的文章,夹叙夹议,莽莽苍苍,搜尽奇峰,自成气象。评论家如何定义他?这也许是个难题,可称大散文,可称新散文,但是,这些定义注定都无法局限他没有边界的写作,更无法局限他散文书写的贡献。

他是一个好老师,带着读者沿着时间之轴逆行,走进历史中去,或者说回到历史现场。

穆涛惜字如命,轻易不以文章示人。前不久,穆涛将潜心读书的心得汇成一部作品《中国人的大局观》,这是他的读书笔记,也是他的心路历程。其实,如果你认真品读,一定会在他的文章里读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优游,读到“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潇洒。

在这部书中,穆涛写时间、写季节、写节气,写制度、写官级、写皇帝,他将这些表达为明确的概念——历史。他是一个好老师,带着读者沿着时间之轴逆行,走进历史中去,或者说回到历史现场。可是,历史分明就是一堆碎片、一片废墟,哪里还有什么现场?所谓现场,不过是个假象。然而,穆涛的本事就在于,他让你相信他带你去的地方,就是发生一切变故的“历史现场”。

——不妨想象,他拿出一根棍子告诉你,这就是“我们中国最原始的计时工具——表”。如果你用它来观测太阳的影子,那它就是“日晷”,从这个日影中,你还可以看到“勾股”。如果你把它他立在天安门前,那它就是“华表”,如果你对着它击鼓鸣冤,那它就是“诽谤木”,如果你将它用于楼宇营造,那它就是“线垂”。

——不妨想象,他指着一片树林,告诉你这里面有郁郁苍苍、有千疮百孔,孕育生命的秘密就是“风水”。《尚书》和《诗经》从一粒种子萌芽破土、穿越三千年而不枯竭,其中的奥秘就是孕育着好风好水。

——不妨想象,他拍打着古籍书页上的尘埃,设问:“一国之君的大心脏是怎么跳动的?”你以为,他是要问你古代君王的健康、喜好,而他却说,他想说的是他们的“性格、思维方式,以及胸襟、志向、趣味”,因为“在古代专制制度下,君主之心的厚薄,基本显示这时代品质的高与低”。所以,一国之君必须“无我”方能“有为”,断断不可任性。

——不妨想象,他俯身世界地图,带着你看那条由古长安至古罗马、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细线,告诉你“丝绸之路其实并不是一条路”,而是一种观,一种世界观。在这条路上,中国的物产,如丝绸、茶叶、瓷器,包括五谷种植技术被输出,同时良种马、苜蓿、葡萄、樱桃、胡麻、胡椒、胡萝卜、芫荽、石榴等,从这条路而来,落地生根。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印度的佛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这是人类文明的高光时刻。然而,也是在这条路上,发生过用美女换和平的“和亲”,这是礼仪之邦向野性的引弓之国的示弱。这段持续了150年的辛酸历史,是文明之邦的耻辱。

穆涛曾经感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缺少历史学家的声音。可是,历史不仅是历史学家的事业更是每个人的事。而今天,我们优秀的文学家何尝不是优秀的历史学家?他们肩负着打通历史、现在、未来的重任,他们为我们建立了一种历史观,让我们懂得如何回溯昨天、面对今天、迎接明天,让我们懂得不管未来将发生什么,我们要学会在过去中寻找答案,痛过的不必再痛,笑着的要继续含笑,这是智者的风度和英雄的气度。

文学家笔下的历史何以不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给了我们一个坚定有力的回答,文学的书写在历史的深处,更在岁月的留白处。文学家书写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说到底,就是人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和勇气。于是,我们看到了司马迁笔下春秋时代种种顽强坚韧、不屈不挠。而今,我们看到了穆涛的回答,作家就应该是历史学家。穆涛说,很多作家,思想中缺少历史的深度,眼光中缺少历史的角度,思维中缺少历史学的训练。穆涛认为,“史学昌明的时代,社会生态是清醒的”。这种用清醒的眼光寻找清醒的时代的清醒,是难得的。

清醒,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品质。

穆涛是河北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多年前,穆涛赤手空拳,走出家乡,只带了荆轲、赵子龙、张飞、林冲的豹子胆,横穿中原腹地,来到西安。然而,三秦大地却不是非常之地,这里是中国大地的中心、中国人类的起点、中华文明的原点,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这里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这样神圣的地方,他不敢有半点莽撞,于是,将一身胆气化为一世寻找。

中国人何以有大局观?继《俯仰由他》《看左手》《先前的风气》之后,穆涛用这个问题再次开启他的寻找之旅。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大局观》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恰是寻找。带着问题,就像神枪手带着枪,穆涛在历史中寻找,在瓦肆勾栏里寻找,在古籍篇目中寻找,在秦砖汉瓦里寻找,在周章秦制中寻找。

结果呢?让我想起了拿破仑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

作者简介

李舫,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博士,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她特别在封面新闻开设文学专栏“文学108将”,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为108位中国当代作家描像,讲述不为读者了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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