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五四”后的第一次被捕案

陈在狱中，社会各界积极营救

陈独秀一生被捕入狱多次，而此次被捕，正是在以他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之际。他和他的同人所倡导的“人权”，恰好得到一个真实的回应。好在陈独秀是被京师警察厅所捕获的，而没有被另一帮——卫戍司令部抓到。前者的厅长是安徽人吴炳湘，后者的司令则是《宣言》中要求罢免并驱逐出京的段芝贵。吴在安徽在京人士通力保释下，对陈独秀这个老乡总算网开一面。让人感慨的是，此次陈独秀被捕，迅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不独安徽在京老乡（以及安徽省长吕调元等）全力设法营救之，各地进步团体和各界人士也拼力发起了营救运动。全国学联等纷纷致电北洋政府，称陈独秀被捕后“群情惶惶，失所宗仰”；何况陈独秀是因出版物而被捕，“众情疑骇，谓将与文字之狱”；既然，“查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当局有什么理由抓他呢？他们还警告当局：“学潮甫息，似不宜再激波澜”，要求迅速释放陈独秀。随后，北京各校的６９名教授和教员也发起了联名保释陈独秀的运动。

学界和教育界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后，社会各界也倾力响应。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时，对许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抓捕陈独秀，是“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所以，孙中山甚至还“幸灾乐祸”地说，“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么！民国闻人章士钊、岑西林等，也都以各种形式参加了营救。至于陈独秀的“战友”们，更是被他的被捕所激励。６月２９日，原来曾被传说与陈独秀一同被驱逐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短文《爱情与痛苦》，引用此前陈独秀引用并评论自己的一句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和“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借以鼓励陈独秀坚持斗争。胡适说：“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李达在上海也发表文章《陈独秀与新思想》，热情赞颂陈独秀“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陈独秀的同乡、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首小诗《怀陈独秀》：“依他（指北洋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７月１４日，青年毛泽东也在刚创刊的《湘江评论》上刊登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章引述陈独秀被捕前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北大以及章士钊等要求开释陈独秀的公函和电文，表示支持“人民有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并有感于“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但“凡思想是没有畛域的”，所以毛泽东坚信北洋当局“若说硬要兴一文字狱，与举世披靡的近代思潮拼一死战，吾恐政府也没有这么大胆子”。他与孙中山得出同样的结论，即认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豪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毛泽东还热烈地欢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