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寒论》看“当今火神派”

（一）从仲景学说谈火神派扶阳观
被誉为火神派宗师的郑钦安，毕生致力于仲景学说，其《伤寒恒论》是研究仲景学说的结晶，其余如吴佩衡、范中林均对《》有一定研究。但是“当今火神派”们与先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相去甚远，道听途说，开口闭口言仲景，其实腹中空空如也。这在校园内“追风”的学生身上尤为明显，其实“当今火神派”不过是借仲景之名来宣传其用温热之药罢了。卢崇汉在《扶阳讲记》中说：“仲景学说的特征，是什么？……这个特征归根结底，可以归结到扶阳这样一个理路上来……为什么张仲景以寒立显，要以寒来立论？这是因为考虑到了生命的根本是阳……”可见卢氏把《伤寒论》的“伤寒”二字当成是寒邪引起的疾病，借此把用温热药合理化。我们看看五版《伤寒论》教材说：“伤寒论主要是讨论广义伤寒的，以六淫为病因，并结合内外致病因素来讨论病机、病证、治则。《》的‘伤寒’二字，应作《难经》中‘伤寒有五’的广义伤寒解，而非单指由寒邪所引起的外感病”。这才是“伤寒”的本义。
我们先探讨一下仲景三阴篇的情况，太阴病是指脾病虚寒，不能运化，出现腹满而吐，自利不渴，治法当温中袪寒，宜四逆辈，但也会出现腹满时痛，或大实痛，方用桂枝加芍药汤或桂枝加大黄汤，讲的十分辨证。少阴病是指心肾两虚，脉微神衰的疾病，治宜急救回阳，方用白通汤、四逆汤等。但也有肾水亏虚，导致心火炽盛，心中烦，不得卧的，治宜育阴泻火，方用黄连阿胶汤。可见仲景既讲其常，也讲其变，毫不偏颇。厥阴病是寒热错杂，上热下寒，方用乌梅丸治之。方药是温清并用的，三阴篇仲景处方用药也不是一概扶阳，而是十分辨证的处方用药。名医邹云翔认为：医者无流派之分，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汗用麻黄，吐用瓜蒂，下用承气，温用附桂，寒用芩连，滋阴用猪肤，补益有参、芪，大毒有乌附，何派之有！……寒热温凉，应视病情需要，当用则用，虽承气不嫌其猛，附、桂不嫌其温，参、芪不嫌其补，知、柏不嫌其寒。用之得当，乌头可以活人；如用之不当，人参可以误人。[11]堪为确论。
统观《伤寒论》实为辨证论治之典范，其重阴思想也处处可见，刘越曾说：“余观仲景纵贯全书以为中髓者，乃胃阴之说。论中阐述了脾胃阴血诸证之病因，病机及证治，立治阴诸法，实开后世阴血学派诸家之先河，刘完素、朱彦修、虞天民、叶天士、张锡纯，皆宗仲景脾胃阴血之说而代有阐发。”[12]诚然论中反复论述便干、烦躁、小便难、下血、腹满、喘、身痒、自汗、盗汗、身痛、吐、哕、下、耳聋、小便数等证，皆阴血之伤，论中有百余条文。再如证宜汗但尺中迟，营虚血少者忌汗，咽干、淋、疮、衄、亡血等阴血亏虚者及少阴病脉细沉数，病在里而阴血不足者皆禁汗。且有急下存阴之举，概括起来，诚如陈瑞春所言：“论中救阴大法，是全书治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三阳病多外感热盛，病多在腑，以劫灼胃液为主；三阴病多内伤杂病，病多及脏，以耗损肾阴为主，所以，论中救阴的特点是：三阳病救阴以护胃液，三阴病救阴以救肾水，这又是同中之异”。[13]
笔者无意争论仲景重阴重阳，其实阴阳必须是平衡的，不可偏废，不像卢崇汉所说的仲景只偏于扶阳。
（二）从仲景用附子之量看火神派用附子
仲景时代即汉时的度量衡与今制相差较大，柯雪帆教授根据1981年考古发现汉代度量衡器“权”推算古方剂量，即汉时一两大约等于15.625克，这比起我们平时临床上用量大的多，我们分析一下仲景的四逆汤，甘草二两，干姜一两半，附子一枚，就是按此量，干姜之量不过20克略多点，附子一枚大者20-30克，中者一枚15克，从四逆汤方后注“强人可大附子一枚”看仲景用附子之量并不算大。“当今火神派”之李可曾创“破格救心汤”，方为附子30-100-200克，干姜60克，炙甘草60克，高丽参10-30克，山萸肉60-120克，生龙牡粉、活磁石粉各30克，麝香0.5克，方中附子用量较大，李氏曾仗本方治愈多例西医不治之危重病人，并指出今人用此方救治心衰垂危者生死参半之原因之一为：“历代用伤寒方，剂量过轻，主药附子，仅10克左右。考《伤寒论》四逆汤原方，用生附子一枚，按考古已有定论的汉氏度量衡折算，附子1枚，约合今之20克，假定生附子之毒性与药效为制附子之两倍以上，则伤寒论原方每剂所用附子相当于现代制附子40-60克”。[14]李可也承认仅为40-60克，这是救垂危重证，更何况李可之方有山萸、龙牡之敛，很显然功效不只在附子之量，这显然是受张锡纯“来复汤”之影响，张氏曾赞“萸肉救脱之功，较参、朮、芪更胜，盖萸肉之性，不独补肝也，凡人身阴阳气血将散者皆能敛之”。张氏推山萸为救脱第一要药。
由上述可见，附子之量的大小当据病情而设。仲景之用附子最大者不过三枚，与今之火神派动辄100-200克是不一样的。
徐灵胎曾说：“要知药气入胃，不过借此调和气血，非药入口即变为气血，所以不在多也”。又说：“若果元气欲脱，虽浸于参附之中，亦何所用”。堪为确论。
（三）从仲景附子用法看火神派用附子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不论是郑钦安、吴佩衡，还是“当今火神派”都是用姜附不挟阴药，堪为一大特色，张存悌将其归纳为广用、重用、早用、专用四点，在此我们只说一下广用与专用，广用是火神派的一大特色，仲景方262首，只有34方用了附子，而桂枝则有47方，干姜17方，这与火神们动手姜附是截然不同的。
再看一下仲景对附子的用法，可以说十分精到，四逆汤中附子与干姜配伍，附子泻心汤中附子与大黄、黄连、黄芩并用，茯苓四逆汤中参、附、姜并用，干姜附子汤中干姜、附子同用，芍药甘草附子汤中芍药、甘草与附子同伍，肾气丸中附子与阴药并用，桂枝芍药知母汤中附子与知母、白芍并用，甘草附子汤中附子同桂枝、白朮并用……，用法之活令人叹为观止，而火神派仅仅是把仲景用附子的某一个方面发挥的较好罢了。
笔者以为祝味菊用附子较郑钦安及“当今火神派”们更胜一筹，祝氏创立了温阳四法：温润、温化、温滋、温潜，如祝氏认为：“温滋可以并用也，气怯而津不足，桂附汤中，重加知母，此扁鹊心法也。”[15]祝氏用的更多的是温潜法，观其医案多附子与磁石、龙牡并用，这是基于“阳气宜潜，其要在秘”的观点。而卢崇汉则明言“大量的附子本身就会沉下去”。显然与祝氏观点相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