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的故事：细说陶瓷文化的内涵

纵观历史的发展，从原始社会产生的手工技艺开始，陶瓷便逐渐与理想情怀、人文思想、安邦治国、道德教化、人格修养等概念相联系，历经数千年的生活考验、生产历练，陶瓷在与人的生产生活的磨炼、互动、融合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陶瓷在反映人们主观意识的同时，也作为人们手工制作的生产生活物品反映客观世界，是人类文化进步的标志。在陶瓷的艺术装饰中，人的追求想象、自然观念、情绪理想等，包括中国自古以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文思想，都在陶瓷文化中细致地表现着。

在历朝历代的陶器制品、瓷器制品中，一方面，它们时时刻刻呈现着自然界的山山水水、花鸟鱼龙；另一方面，它们又从人的角度出发，不仅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表现出人文精神，体现着人民对历史的尊重，并且是变化着、创造着地展示人们内心纯真的感情，对未来的期盼、美好的追求，使陶瓷真正成为一种美的形象、美的代表、美的标志。

随着陶瓷功能的扩大，陶瓷逐渐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成为中华文化元素的一部分。如在汉语中，制陶由原始社会产生的手工技艺，历经数千年生活中的使用，逐渐与道德教化、安邦治国、人格修养等概念相联系，成为语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史记》记载邹阳上书梁孝王，认为“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意即治世要像陶轮转动制陶那样有控制力。又如《汉书》记载董仲舒的对策，认为：人性修养如同制陶，“或仁或鄙，陶冶而成”；社会风尚“犹泥之在钧，唯甄之所为”，需要上层的引领。《后汉书》记载郅恽上书，认为天地“含元包一，甄陶品类”，即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众品者。如《史记》记载匈奴特点是“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汉书》记载伍被劝说淮南王，认为秦末暴虐，天下大乱，“百姓离心瓦解”，应引以为戒。《明史》记载元朝末年李善长面陈朱元璋，认为“元纲即紊，天下土崩瓦解”，可取而代之。

在文学方面，陶瓷从生活用品到艺术赏玩，渗透到古人生活中，上至皇帝下至臣民，无不通过诗词歌赋，表达对陶瓷的喜爱。

如西晋杜预《羈赋》：“水则砥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晋人潘岳《笙赋》：“状黄色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骿。”唐代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宋代苏东坡《试院煮茶》：“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元代吴莱《观唐明皇羯鼓录后赋》：“上皇天宝全盛年，花奴抱鼓踏御筳……宋公守正好宰相，鲁山花瓷闻献豜。”明代王绂《黄广文席上咏白瓷杯》：“愁把相逢一笑开，广文今夕试新杯。浅深自是甄陶出，制作应从模范来。”王世贞《用晦寄四种杯仍系以诗走笔二绝为谢》：“饶瓷宣碗白于霜，鹦鹉螺兼翡翠觞。我欲按来成一钵，大罗天上贮三浆。”乾隆帝则有歌咏哥窑瓷枕、蟾蜍砚、钧窑碗、无当尊、花瓷灯等诗词几十首。

在艺术方面，陶瓷构成的雕塑是最主要的代表。陶俑自诞生起，就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

从祭祀神灵和祖先到殉葬明器，充斥着原始意义的祖先与神灵崇拜。陶制雕塑的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却又与儒、释、道及各种民间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大量孔庙、佛寺、道观、祠堂以及各类神癨建筑中的塑像，包括圣贤、菩萨、神仙、英烈和各类神灵，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和对祖先的追忆物化为偶像崇拜，陶瓷成为连接精神与物质的纽带，以此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求。据统计，唐宋以来全国每个县几乎都有孔庙、佛寺、道观、土地庙等，祠堂更是为数众多，因此陶瓷塑像数不胜数，成为中国古代的一大奇观。宗教信仰与思想意识促进了陶瓷雕塑艺术的发展，也将无生命的陶瓷与令人敬畏的历史人物和宗教代表完美结合，使之成为传统文化元素中的明显符号。

陶瓷从实用品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要构成部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糅入了大量优秀文化元素，集语言、文学、艺术、历史为一身，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记忆和民族符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中国陶瓷无论是外形还是内涵，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深入研究其构成和影响，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