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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淮表记》(局部)

冯岽智

古奇纵逸疏宕天成

以《杨淮表记》为母语文本的临习实践

《杨淮表记》为东汉著名摩崖石刻,熹平二年(173)刻于陕西褒城镇东北褒斜谷石门隧道西壁,全称《司隶校尉杨淮从事下邳相杨弼表记》,亦称《杨淮碑》,后迁入汉中市博物馆为《石门十三品》之一。杨淮、杨弼兄弟是《石门颂》中司隶校尉杨孟文(杨涣)之孙。因熹平二年二月同郡黄门卞玉过石门,见《石门颂》有感于杨氏祖孙业绩,而再刻石作此表纪,与其祖父之刻石同镌一壁,故又称《卞玉过石门颂表记》,由此可证二者的血脉渊源。

《杨淮表记》(局部)

《杨淮表记》(局部)

《金石萃编》载:石高八丈三寸,宽二尺二寸,碑文共7行,每行二十五六字不等,共计173字。该碑书法奇逸古雅、圆劲遒逸,《涵真阁汉碑跋》称:“字体与《石门颂》仿佛而疏宕过之。”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此石云:“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宕过之。”诚如康氏所言,此碑最大的书法特色就是古奇纵逸、疏宕天成,后世之《爨龙颜碑》《嵩山灵庙碑》大由所出,其字朴拙真率、巧夺天工,观之则生迥出尘寰、飘然物外之感。但凡古隶,尚欠周正规矩,唯独于此,天人合一,而古意存焉。

虽然杨碑与《石门颂》一脉相承、血缘相通,但是它们的风格却大相径庭,比如《石门颂》的线条恣肆舒展、放纵不羁,隐隐然有种向外的扩张感;相比之下,《杨淮表记》圆润中稍显含蓄,寓张力于内。若说《石门颂》之线条类似“折钗股”之强悍,而《杨淮表记》则更近“锥画沙”之平实,它通篇没有特别潇洒自如、纵横捭阖的长线条。再者《石门颂》的字体整体取扁结构,以其扁辅之以“绷得紧”的颇具弹性的笔道,全篇韵律起伏感很强,而《杨淮表记》的线条却显得冷静不动声色,字构一任自然,长短参差不齐,大小错落,转折多方折或锐角,虽疏阔,取势上却有一种向心的内聚感,如此而不显松散。

杨淮表记

全碑字虽不多,但时出惊人之笔和大胆之匠心处理。如第一竖行“杨”字的“木”字旁的出人意料,右旁“易”部的欹侧与放射状线形以及左右偏旁部首的咬合关系;“讳”字取方形而内部又很空灵;“司”字的简直率意,遥接西汉《莱子侯刻石》的尖利峻拔;“阳”字的极力压扁,颇类汉简;“史”字的金字塔形处理而撇捺落在同一水平线上,交叉点又压得很低。第二竖行“史”字的收左放右,捺显得开张舒展;“为”字极力夸张下方的转折和四点的组合;“三”字由左向右的放射形。第四竖行“尚”字的转折向右弯曲;“复”字双人旁的上托;“母”字与“忧”字的紧密相连颇类似于甲骨文、金文中的“合文”形式。第六竖行“约”字右边的“勺”部呈飘然飞升之态;“也”字为此行末字,故形体较大,且最后一笔尽力拉长,使字重心上提,和汉简中的处理方式极为相似。第七行“过、此、追、述”四字波磔连续性舒展,节奏明快,很像图案中的“二方连续”。观全拓可看出石壁上宽而第五、六、七竖行之行距远,下部窄而行距密,因石势而书显得聚散开合如行云流水,整体浑然天成。

细心品味此刻石的气质,我在临习过程中总是很容易把它和《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五凤二年刻石》联系在一起。在《杨淮表记》里,既能领略到《五凤二年刻石》里西汉时期的波磔和类似于汉简中富于弹性美的隶书线条,又能感觉到自《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中延续保持下来的特有生拙。故此碑的韵味颇耐人寻味,它的美介于多元之间而让临习时能有发散性思维启示,去开拓探索。

以这个思路我在多次临摹过程中尝试以不同线质,写出不同的情调来。

图1

《杨淮表记》(局部)

整体笔意上趋于方刚硬拙,留心于起收笔和线条中段的变化及墨法虚实处理,适当使用侧锋,增加生辣的意味,有向《石门颂》放旷不羁风格靠拢的倾向。

图2

《杨淮表记》(局部)

重在表现线质的凝练醇厚,相较于图1稍显华滋蕴藉,力求于高古中略见文气。

图3

《杨淮表记》(局部)

在忠实于原碑的基础上,强化块面与线的对比关系,错落有致,相同的字以不同的墨色、笔法变化和区别,追求和拙大古厚的境界相契合的空间秩序感。

图4

《杨淮表记》(局部)

注重表现线质的清劲内敛、灵动朴雅,线律的轻松自如。

图5

《杨淮表记》(局部)

节临拓片最后一小段,根据原碑数十字的表象所暗含的信息启示,我试以内蒙古《居延汉简》笔意变换一下情调,舍弃简书之跳荡腾挪,在细劲而清新雅健的线条律动中追求畅达的机趣,整体味淡而醇。

图6

《杨淮表记》(局部)

此为拟《杨淮表记》笔意创作,内容是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和“章句”篇,章法上以原拓有列无行的形式,保持或借鉴原碑部分字形,利用水纹宣的渗化性能突出了该碑的粗犷苍茫意味和山林气,找寻书写时收与放、聚与散、虚与实的关系,有意识地形成短线组成的团块与长线的交替变化。

图7

《杨淮表记》(局部)

此为金农梅花诗创作,这幅中堂较之图6因章法不同更加突出表现了诗歌的旷达率意的气象,强化了空间的张力,字构求古拙,用笔于平实直率中见恣肆跌宕。

从秦汉一直到隋唐,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都是在西北或中原的黄河流域。郑彦英认为:“在远古时期甚至在秦汉时期,流淌在中国大地上的河流密如蛛网,但是只有黄河叫河,其他河流皆叫水。如汉水、淮水、洛水、漳水等。”(郑彦英:《在河之南》)

源自西亚的青铜文化、小麦、金石文化、羊、马、牛等对华夏文明形成有至关重要作用的外来文化先在西北整合,然后向东向南传播。而源自黄土高原的稷黍、彩陶、玉石文化也经过西北向西传播。由于这段漫长而浑厚的历史积淀,使东方人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从前文字时代一直到商周以及历代王朝,每当国家寻求突破和出路时首选西北。

研究地域文化的谱系,或许可以为今天的文本提供历史对话,甚至可以形成互文的前提和基础,每一种地域文化都建构了与地理环境相适应的和谐的文化审美心理结构,二者沟通属于“异质同构”原理。黄河流域的地形气候,给予晋人、秦人、中原人的文化心理定势图式是阔大、厚重、坚实、质朴、深沉,整体是刚性与宽厚的。

所以,深入地了解西北的黄河地域文化,对于我们在临习中把握《杨淮表记》等石门系列蕴含蓬勃、鲜活的生命张力的碑学气质是十分有必要的,学书者当深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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