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人性的共同基础

你是喜欢一个勤劳而道德败坏的人，还是一个懒惰而修养极高的人？——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的作者是亚当·斯密，很多人知道《国富论》，却对现代伦理学的奠基作品《道德情操论》知之甚少。

《道德情操论》的重点就是人的同情之心，我们一提到道德、情操就会联想到一个人需要宽厚、仁慈、怜悯和具有同情。

而书中提到的道德的同情心，不是建立在道德教化，让人学会规训的作用，而是关于人性基础的思辨。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也发现了人性基础的法则：第一个法则源于人类对自身幸福和生存的深切关注，第二个是在人类看到其他有知觉的生物，尤其是他的同类，在遭受痛苦和死亡时所感觉到的天然的不愉快。

人性中的共同基础就是人类的同情心。

人类的同情心与合宜性

《道德情操论》吸收了斯密老师哈奇森的道德感和大卫·休谟的同情学说，创立了以同情心为主要内容的同情学说。

斯密认为：同情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无论我们发现某人如何自私，他总是会对别人的命运感兴趣，会去关心别人的幸福。”

而斯密伦理学理论根基的起始点就是人类与身俱来的共同点——同情心。

斯密认为同情心不仅仅是人性固有的，它还是人类一切道德情操的根源。

合宜性就是当旁观者的同情心与当事人的情绪一致的时候，这种情绪就是得当的。

比如：比如你的朋友跟你倾诉他的无奈，你听后无动于衷甚至一笑置之。那么就体现这种行为是不合宜的。

斯密认为合宜性能产生仁慈和尊贵的美德，他认为：“旁观者用心去体谅当事人，那么旁观者就拥有了、温文尔雅和和蔼可亲的品德。”

当旁观者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以照顾当事人的感受时候，又将旁观者纳入了自我克制、合理恰当的轨道。

斯密认为行为的合宜性产生人类的美德。他认为合宜性的表达与个人特质有关系。

比如：想象力丰富的人善于体会别人的感受，同时他们也可能有着敏感脆弱的内心，这些人更容易产生合宜性。相反，想象力比较差的人，则不善于表达爱和同情。

一个面向大众的有利的慈善之举，也会被某些人怀疑为阴谋论盛行的观念，这个例子就与人的特质有关。

仁慈与谨慎

仁慈的思想来自于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论，教导人们要仁慈和善良。

基督教告诫人们要向爱自己一样的爱我们的邻居，我们爱自己不要超过对邻居的爱。受同情心驱使的人，看到我们对其他人如此关爱，变得更加宽厚仁慈。

同时斯密论证了人类的同情心与亲疏远近有关，同情心随着关系和距离越远而逐渐降低。

例如我们对于在新闻中的交通事故、安全事故表示了哀悼，但是一个个的数字不仅仅是数字，更是每个个体寄托的无限的感情和各自浓郁的哀伤。

随着关系的疏远，人们的同情心会逐渐消失。

斯密认为正义是人类情感中最高尚的一部分，也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极力推崇的一部分。

他将仁慈和正义概括为道德的普遍原则，他认为正义者和卑劣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遵守了这种普遍原则，

斯密老师哈奇森的宗教观念也贯穿书中，他认为书中人们应当普遍遵守的原则就是上帝的律令。上帝会奖励那些顺从原则的人，会惩罚那些违背原则的人。

斯密通过谨慎推导出自我克制和自知之明。

自我克制强调人们慎独，告诫人们遵守普遍的道德原则，克制自己的个人肆意的情绪，增强自己的合宜性。

“处于对他人幸福的关心，我们形成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处于对自身幸福的关心，我们怀有谨慎的美德。谨慎让我们自我克制，从而免受伤害和痛苦，而正义和仁慈让我们为他人谋得幸福。”

同情心衍生出了仁慈、正义和谨慎，仁慈和正义关注他人，谨慎则是关注自己。

伦理学中的斯多葛学派

斯密在研究经济学之前在格拉斯哥大学与自己的老师哈奇森学习哲学和伦理学，斯密的叙述思想受老师哈奇森和好友大卫·休谟的影响。

哈奇森是苏格兰的哲学之父，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奠基人。哈奇森在伦理学方面主要强调，人具有第六种感官——道德感官。

受基督教的普世观念影响，哈奇森认为仁爱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动力和直接动因，自发的仁爱品行是自爱品质中得到充分赞许的。

斯密的思想源自老师哈奇森观念从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以及基督哲学开始。亚当·斯密开创的伦理学主要是研究义务和道德的学科。

斯密继承了老师哈奇森的以人性中的仁爱作为理论基础，而这种道德感是《道德情操论》的根基。

斯密的好友休谟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由于严重挑战了教会的权威差点被宗教审判所判刑。

休谟的《人性论》中的同情学说，后来也成为《道德情操论》的中心。

同情心不仅是人性中固有的，还是人类一切道德情操的根源。

斯多葛学派衍生出来的同情心不仅仅是指怜悯，而是能同情他人的所有情绪，包括悲伤、恐惧、愤怒，也可以是快乐、喜悦和兴奋。

斯密的现代伦理学体系的伦理根据，必须是人类与身俱来的品质，也是一切道德情操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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