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探宋朝士大夫的秘密，私信无疑是个好东西

文｜李迪斐

俗话说见字如面、见信如晤，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古人留下的书信笔迹中感知更为真实和立体的历史人物，进而去解读历史？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正是这样一部以“书信”为切口的宋史新作，作者透过这些士大夫之间的私人信件往来，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宋代千人千面的风雅群像。

《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

仇春霞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中收录了包括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在内的60余位名士的120余幅书信手迹，如范仲淹的《边事帖》、黄庭坚的《雪寒帖》、米芾的《武帝书帖》、司马光的《天圣帖》、赵构的《付岳飞书》、欧阳修的《端明帖》等，这些书信的原件多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本书的作者仇春霞是西南大学古典文学硕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专注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与传播。在她看来，博物馆里的书信是孤立的历史碎片，比起枯燥的论证过程，她更想将碎片的历史以可爱的方式讲给大家听。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很多文献需要反复精读，仇春霞像福尔摩斯一样“侦查”了四年，那些与信息碎片有关的证据链被一条一条地建立起来，一部《千面宋人》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

仇春霞将书信中所涉的人、事、物及背后的故事巧妙地糅合成一个个完整的故事，从战场、为官、治学、人情、生死五大方面剖析宋代文人的社会关系、政治倾向、内心情感和才华品级，最后还原出一幅在宋代历史大背景下宋人普遍具有的性格共性拼图。

在以往，市面上较少有从书信的角度去讲述宋史的读物。但书信的私密特性，往往更能反映出书写者真实的一面。在仇春霞看来，“要窥探一个人的秘密，私信无疑是个好东西；要了解人性的复杂、社会的利害，私信更是个好东西。”她从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情绪饱满的笔迹里，尝试“破译”其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以及蕴藏在他们身上独特的个性，让读者从书信这一私密通道，邂逅一个卸了妆的宋朝。

仇春霞说，写书就是写自己，读史就是照自己。书中所讲述的人物，既有帝王将相，也有忠臣贼子、贩夫走卒，作者与书中人物同悲喜、共进退的笔调将他们的故事故事娓娓道来：有人家世富贵，却一生坎坷；有人出身贫贱，却出将入相；有人身负奇才，却不得重用；有人平庸无奇，却富贵终老。那些起起伏伏的人生故事，极易让人为之动容。

例如，范仲淹传世三封信札都写于50岁后，一封写于延安战区，两封写于庆历新政失败后，是三个孤立的碎片。在书中，仇春霞通过《范仲淹在战场的那些年》和《逢君莫说当年事》这两篇文章向读者展示了一位杰出士大夫朴素的爱人之心，这恰与他对黑暗现象疾风暴雨式的激愤形成鲜明对比。在作者看来，也许正是这火与冰的交融，范仲淹才不会在贬谪与打击中沉沦，反而在暮年站在了历史舞台的正中央，并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书中所收录的苏轼名帖《归安丘园帖》是写给章惇的，是两人从挚友变为敌人的转折帖。仇春霞认为，将章惇和苏轼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看，章惇是一名合格的政治家，而苏轼只是一个文人，章惇一定非常了解苏轼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及特殊的破坏能力，所以要对他“痛打落水狗”。“然而，章惇的影响力没有苏轼的大，这就是文学艺术的力量在起作用。”

仇春霞在书中还提到，宋代轻视武将，或者说害怕武将“黄袍加身”，所以可以传颂的武将非常少，这不是因为武将少，而是他们没有被书写。宋代的和平年代极少，绝大多数时候是战事不宁，涌现了很多杰出的武将，可惜没有人为他们树碑立传，我们只能从零星历史碎片中得知他们一鳞半爪的消息。在《“游击战”名将》《名将落魄之后》《岳飞的最后一个春天》《一个拯救了南宋的小文官》等篇章中，读者能也读到一些令人心潮澎湃的往事。

宋朝是饮食大繁荣的时代，书中还梳理了不少宋代饮食文化中有意思故事，例如知名的建茶是如何从默默无闻升级为贡品，成为宋朝皇室最爱的？山药如何在北宋时期从药用走向食用，又如何从山野间走上了文人士大夫的餐桌，再走入寻常百姓家？

此外，在人们已经逐渐淡忘了书信传统的今天，这本书可谓是昔日文坛巨擘所给我们留下的书信礼仪范本，也是一座可以随身携带的宋人信札博物馆：写信给不同身份的人，应该如何行文？又该如何用词？用何种格式？何种书体？翻开书中的这一封封信件，顿首、再拜、起居万福、寒暄不常……这些礼仪用语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宋人传统书仪之美。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读懂该书，作者和编辑还花费了大量功夫，整理出了长达半米的“人物历史信息及信札索引表”和“全书人物关系图”附在书中，让读者既可以随时查阅书中收录信件的书写年份，以及对应年份的历史事件，还可以厘清书中不同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尽管市面上宋史题材的著作繁多，但在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曾来德看来，《千面宋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同时具有学术性、史料性和故事性的专著。他说，这本书经过历史性的钩沉与论述，成为记叙历史的另一种式样和格式，或者说一种体例。“这种体例形式既不同于《史记》纪传体，亦非《资治通鉴》编年史，也不是历史随笔与评传，而是通过信札寻绎其所记内容的前因后果与背景，在条分缕析中展现主人翁的事迹和生平，之后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论述清晰，简明扼要，言之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