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弃”的二师兄：猪肉，为何成了一些宗教的禁忌？

最近有人问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同样是信仰宗教，相比其他几大宗教而言，为什么当今的基督教信徒显得更为世俗化？

非常鲜明的就是，从视觉上看，基督徒们的穿衣戴帽通常都是世俗的，除了专门的教士、修女或者主教、牧首，一般的基督徒，无论信奉的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或者东正教，他们的穿着、发式，都是普通人的样子，不裹缠头、戴小帽或者剃光头、留长发挽个簪子，也不穿长袍或者保守的布卡（女性罩袍）、头巾。

另外就是，他们遵守的宗教节日行为和礼仪相对低调，没有必须食素，不杀生，不结婚，或者禁食一些常见的动物制品，严格封斋等等。

最典型的就是，在咱们印象中，提及穆斯林，大家往往想到的第一个概念就是——对食用猪肉的禁忌。

实际上，和伊斯兰教一样禁食猪肉的，还有它的母体——犹太教。

而且，除了不吃猪肉方面，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信徒的饮食和日常习俗，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他们每天都要面向西方祈祷多次、每隔七天都有一个“礼拜日”、讲究斋戒、割礼，禁食猪肉、血液贝类食品，宰割牲畜前要念经，宰杀后得挑筋，朝拜念经的时候女人必须包头巾、男人要带圆帽以示对神的“敬畏之心”。

像古代流亡到中国河南的犹太人，定居下来后，总被当地汉人当成回民，他们把穆斯林叫做“白帽回回”，称犹太人为“蓝帽回回”。

很明显，无论是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他们对“二师兄”的排斥，虽然是借“神”的口吻说出的，但论源头，离不开其祖先生存、发展的需要和收益最大化的考量。

考古证明，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中东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人，在吃方面，并没有多少禁忌，尤其是猪，还属于他们圈养家畜中的重要一员，是当时人们日常食用的主要动物制品。

比如，古埃及人在金字塔和帝王谷的壁画里，都曾留下过养猪、杀猪和吃猪肉的日常生活景象，烤猪排更是此时上流人士宴请宾客的一道非常体面的菜肴。

还有在当今伊拉克境内古巴比伦遗址上挖出的被圈养的兽骨中，大约有30%是猪骨。

可以说，在几千年前，中东地区的先民们，都是吃猪肉的。

然而，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此时伊斯兰教还远远没有出现，但中东地区的古人们，竟然都集体不吃猪肉了。

几乎是同时期，中东地区的沙漠化开始日益严重，降水量和森林覆盖率持续下降，大片森林被稀疏的草原或者荒芜的戈壁所取代。各个部落们都纷纷从农耕转为了以游牧为生。

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看，养猪又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首先，从能量转化率来看，在草原和沙漠地带养猪，是不划算的。

要想让猪长得肥美，就得需要大量的谷物搭配用作饲料，在没有普及科学化养殖之前，大约得喂下三斤粮食，猪才能长出一斤肉。可是，自从开始大面积沙漠化后，中东的粮食生产就一直比较紧张，猪这种动物，显然是要和人类争夺口粮。

因而，在这时的西亚北非地区，养猪成了一种累赘。

另外，猪属于杂食动物，体内有大量跟人类共患的寄生虫，食用的话，必须得彻底煮熟才能避免传染，而植被稀疏的草原和沙漠地带普遍缺乏柴薪，烹饪猪肉的成本实在太高。

相比之下，反倒是牛羊肉趁着新鲜，半生状态就能食用，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相对要低。

更何况，牛羊骆驼这些大牲口，不但能提供肉源，还能产出皮毛和奶制品，综合利用起来，确实比单纯的养猪吃肉更经济。

再考虑到，中东地区的游牧文明中，迁徙转场活动也是必须的，但猪的肚子都贴着地，腿也短，运动能力不行，合群性还差，不好管理（据说是因为太狡猾，有心机的缘故），而牛羊则是理想的群居性动物，性格也相对温顺。

毕竟，你牵着牛马能走上几十公里，你牵猪走，试试看。

而且，猪这种动物不能太被饿着，饿坏了的话，会产生一定的攻击性，还是相当凶猛的。

显然，在不断荒漠化的中东地区，养猪有风险，还不划算，这样一来，渐渐地，猪就成了一种招人嫌弃的动物。

好了，咱们再说回宗教。

其实，包括宗教在内的任何意识形态，在兴起之初，都属于一种助于信徒生活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得以广泛地接受和传播。

源于中东地区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关于饮食方面的禁忌，比如不能吃血、猪肉、自死的动物、贝类等等，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的客观限制。

比如，诞生最早的犹太教，就借上帝之口，严肃的告诫以古色列人，猪属于被神鄙视的“不洁之物”，别说吃它的肉，连触摸猪，甚至看见猪，都是不吉利的。

到了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时，也进一步延续了这个老习俗，以真主的名义规定，穆斯林不可吃猪肉——《古兰经》第六章：

“血、猪肉、自死的、以及未以真主之名宰牲的，不可食”

不过，同样起源于中东的基督教，除了马龙派一支，大部分基督徒都主要分布于相对湿润且植被茂盛的欧洲地区，因而并未产生对猪和猪肉制品的排斥心理，猪肉，反倒成为了他们最为常见的一种能量来源。

由于客观环境限制而产生的宗教饮食禁忌，还有印度教中的牛。

跟上述两教把禁食对象描述成“秽物”不同，印度教中的“瘤牛”，属于神的坐骑，因此也被划分到了天神系列，不可随意冒犯。

之所以借“宗教的名义”，把牛上升到了禁食的程度，说到底，还是算的经济账。

牛这种动物，能量转化率是非常高的，它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那么，你把一头母牛当做食物吃掉所获得的营养是很有限的，但如果养着它产奶喝，或者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去干农活，比起直接吃掉，产生收益要多得多。

加之，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古印度，牛这种拉犁的动物和牛奶的生产者任劳任怨地喂养了不断膨胀的人口，还是非常宝贵的劳动工具。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农耕时代的中国——历朝历代对“吃牛”，都有着很严苛的限制。很多朝代，私自宰杀牛（包括自己养的牛），甚至影响了牛的身体健康，都是违法的，甚至有的时候，人还得给牛“偿命”。

不过，跟印度人相比，对于“吃牛”的禁忌，咱们中国并未发展到用宗教进行加持的那一步，至多也就是曾经流行过诸如“杀牛的来生变牛，吃一辈子苦”这类的轮回观念。

也正是如此，进入工业社会后，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有条件，喜欢吃牛肉，就吃好了，没并有什么心理障碍。

另外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则是对于“吃狗肉”方面的理解。

如果大家在欧美呆过的话，可能都经历过被问及“中国人吃狗”相关的事儿，即便当今咱们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没接触过狗肉相关的食品。

对于“吃狗”的认识，说到底，其实也源自于不同自然环境下，老祖先们的生活需求。

大家都知道，西方文化的主体代表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也就是维京人和日耳曼人的合体。

这两个族群，一个是北方海盗出身，一个是丛林猎户出身。

显然，在漫长的生产力不发达的岁月中，狗能拉车爬犁、狩猎追捕、牧羊警戒，妥妥的重要生产工具，堪比古代中国的老黄牛，属于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刚需”。

所以，他们对虐杀狗、吃狗肉，从文化层面上看，总体上是排斥的。

相反，在农耕文化中，狗的地位相对就低下了——不能直接用作生产工具。

于是在东亚人眼中，吃狗的罪孽要比牛小得多。当然，那种已经和主人建立深厚感情的狗狗除外。

不过，狗和猪不同，产肉率低，经常吃，也并不划算，再加上“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的理念，所以，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中国，吃狗都不属于主流饮食。而西方大肆传播中国人普遍残忍吃狗的概念，更像是倚仗着凭空产生的道德优越心理，有意或者无意“妖魔化”中国人的一种做法。

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也清楚了，“二师兄”遭人嫌弃的历史，其背后，就是宗教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而制定的一系列被“神化”了的教义和规矩。除了猪肉，人类对食用诸如牛、狗等动物的不同态度，也都离不开其祖先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带来的限制。

只是，在条件改善之后，不加变通，甚至还要更加严苛的把持着各种“戒律”，真遇到特殊情况的话，确实是非常耽误事儿的。

比如，一战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炮兵接连失误，究其原因，竟然也追溯到了“猪”的身上。

原来，猪作为“不洁之物”，在当年神权色彩浓郁的奥斯曼土耳其，不但它的肉被认为很污秽，甚至连其周边产品，都成了碰都不能碰的东西。

可是，有一样猪身上的产物，却又属于战争的必须物资——猪鬃。

清理炮膛，都要用猪鬃做的刷子（尤其是中国产的，质量最好），既干净又不损伤大炮，因此，各国参战列强都欣然用着猪鬃刷。

然而，到了土耳其，为了规避宗教方面的“禁忌”，则改用了马鬃这类的替代品。结果，严重影响了武器的妥善率和精准性，随着战争的连连失利，奥斯曼帝国军队被协约国按到了地上，轮番暴捶，一战的结束后，很快走向了分崩离析。

客观看，某种宗教的禁食规矩，并不就直接等同于某个民族整体的禁忌。

虽然一些民族受某种特定宗教影响较深，比如宗教习惯与民族习惯重叠、信仰某种宗教的人比例较大等等，但你依然不能说某民族=某宗教、某民族“天然”全民信仰某宗教。

老实说，很多民族历史上不同时期曾受不同宗教影响，目前影响力大，普遍信仰的那个，只是其中之一。以维吾尔族为例，历史上萨满教、佛教、伊斯兰教、拜火教都对其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维吾尔族婚礼上跨火盆习俗就是萨满教的遗俗。

更何况，根据我国宪法等法律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不信仰宗教、改变宗教信仰同样都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体现。

所以，即使某些民族受宗教影响深，该民族的个体也依然有自由选择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宗教同民族的划分，绝非一个概念，是不可混淆的。宗教并非一个民族的全部，也无法涵盖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和特色文化，更不能作为某个民族或者某种“禁忌”的刻板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