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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碰撞

龟兹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碰撞

佛光在印度全境徐徐升起后,就开始光耀四方,向四境传播,其中佛教北弘的路线先是于1世纪传播到印度河上游的古犍陀罗国境内,即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白沙瓦,塔克希拉及阿富汗一带,进而穿越瓦罕峡谷长廊到达唐葱岭守捉所在的今塔什库尔干石头城,转道北上,到达今喀什地区,进而东传龟兹。

佛教传入龟兹,令其精神文化有了飞跃的发展。又逢名王白纯即位,励精图治,与鸠摩罗什一起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出现了辉耀中天的白氏王朝盛世。

白氏王朝

龟兹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碰撞

龟兹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朝使臣张骞出使西域所带回的西域三十六国名单中,龟兹国名就赫然在列,而且是同游牧“行国”相区别的定居城邦之一。

龟兹初本臣属匈奴,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在位的龟兹王绛宾率先降汉,遂成为最早降汉的西域诸国之一,绛宾王统是载于史册的第一个龟兹的地方王朝。

我国史书中明确记载,不仅西汉绛宾系王统,而且新朝之后待之而兴的龟兹白氏王朝的都城一直在延城。龟兹新兴的白氏王朝绝非绛宾系王统的历史延续,而是操印欧系语言的西域赛人白氏家族创建的新王朝。

白氏王朝的创建不仅意味着龟兹王统的更易,而且伴随而来的是龟兹主体居民种族、语言的更易和龟兹经济、文化水平的巨大飞跃。

龟兹白氏王朝的兴起有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两汉交替之际,确切地说应是王莽新朝时期,西域印欧人种的兴起及其君临城邦诸国;二是东汉建宁二年和德政变,佛教正式传入龟兹之后,龟兹的生产、生活和精神文化都有了飞跃的发展。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龟兹出现了辉耀中天的白氏王朝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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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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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何时传入龟兹,迄今未明。佛教初传西域,于阗(今新疆和田)最早,其最初也是奉行小乘佛教,后大乘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大乘特别是华严宗的策源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龟兹佛教进入繁荣时期。龟兹佛教的发达是以雄厚的物质财富为后盾的,其中商业尤居主导地位。佛寺的巨大开支都由世俗富人施舍,国王、贵族和豪商则是最大的施主,龟兹寺院壁画中就留有佛教施主出现的重要画面。

龟兹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碰撞

苏巴什佛寺

龟兹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碰撞

佛塔传入西域后,形制渐起变化,西域流行的覆钵形的佛塔形制,已经与印度不同。传至龟兹,更具本地的建筑特色。苏巴什东、西两大寺的重要价值在于,这两座佛寺扼守山口,遥控龟兹绿洲,除了具有佛教寺院的功能外,从其整体建筑布局看,寺院北部靠山脚部分,似为衙府或驻军建筑。故苏巴什佛寺,可能是一处集行政、军事、宗教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群,或许就是著名的唐代雀离关所在地。

苏巴什佛寺开辟了中国地面佛寺的新纪元,苏巴什石窟寺及其禅窟则又开辟了中国集佛像崇拜、神窟苦行于一体的石窟新时代。这类佛教建筑大都兴建于南北朝时期,至多延续于隋唐时期。

龟兹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碰撞

克孜尔千佛洞

龟兹号称石窟寺之国。克孜尔石窟寺是中国最古老的石窟寺,作为龟兹佛教艺术模式的杰出代表,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闻名遐迩。克孜尔是中国最早、新疆最大的石窟寺,属于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型石窟群之一。克孜尔石窟从始建到停建,前后大约经历了6个多世纪。克孜尔现存大像窟8个,大像窟的开凿,反映出龟兹佛教艺术对佛陀造像的崇高追求。

印度支提窟的主要特点是窟中央设塔柱,是将佛塔与石窟结合起来的新型纪念佛陀的建筑。印度塔窟传入龟兹地区后,根据龟兹佛教的理念,按说一切有部的佛陀观,菩萨观和涅槃观,并结合龟兹山体岩石结构,创造了龟兹繁荣中心石窟,龟兹中心柱窟由三部分组成:前室、主室和后室。

中心石窟是印度塔窟传入龟兹以后的变形,也可称之为龟兹化的塔窟。它不仅对焉耆、高昌,而且对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石窟以及我国北方其他石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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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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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安西大都护府移治明府城,地面佛寺也在今库车、新和境内大量兴建。明府城之北,就是规模仅次于克孜尔的龟兹第二大石窟寺群库木吐喇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最具有历史价值的是,龟兹风洞窟与汉风洞窟咫尺相邻。这个现象说明,唐代安西大都护府时期,当地诸民族和平相处,遵循各自信仰,这种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并肩发展的情形堪称佛教历史上的奇观。

然而,龟兹文明也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秃黑鲁帖木儿以武力强迫和金钱诱赂的方式推行伊斯兰化,到处捣毁佛寺,佛像;著名古龟兹佛寺、石窟寺如昭怙厘大寺,克孜尔、库木吐喇等石窟的毁灭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曾经辉耀中天的西域佛教已走完了其生命历程。好在有一批批历史学者不辞辛劳的考察与研究,现在大批古龟兹文及有关的资料更丰富了,有助于龟兹古文明的真实面貌一一被我们揭开,有助于我们了解古龟兹、研究古龟兹、保护古龟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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